上星期五適逢勞動節， 醫師過勞的問題、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是否該列入勞基法又被廣泛討論。 有醫界大老跳出來嗆說， 怕辛苦就不要當醫師啊！ 這種說法引來社會正反不同的意見， 其實在大老那個年代， 醫生收入高， 又得病家尊重， 醫糾也較少， 以大老當時的時空背景，有此說法， 實不意外， 但現在…
最近有媒體問我， 會鼓勵學子習醫嗎？就我個人來說， 個性沉悶內向，又能容忍長時間枯燥的工作， 加上K書、考試也很有一套， 自己對物質需求也不高，這些都是我適合當醫生的理由。
記得99年5月間，自己遇到一個畢生難忘的醫療爭議事件，「 沒醫德」、「 爛醫生」的罵名如影隨形一個月， 當時自己情緒崩潰，不解說按照病歷登錄的體重開藥(體重登錄有誤)， 為何會變成“沒醫德”的醫生？ 我第一次覺得如此無助，難過到想要離開醫界， 我可以接受收入少、 工時長， 但無法忍受這種不理性的醫糾事件…
100年8月台大爆發愛滋事件， 基本上也是一種血汗醫院的翻版。 當時監察院一直想把所有罪責推給我先生， 硬說器捐計畫只有柯文哲一個醫師， 他為何沒有24小時待在醫院開單和檢查數據， 所以該被降級改敘。尹監委是護理背景出身，也認為一個醫師怎可下班？ 怎可沒24小時待在醫院裡？
其實每一件醫糾爭議，都有值得檢討之處，但身為國家的監委，對事情的調查能力竟僅止於此。 尹監委對這事的結論只有「 柯文哲怠忽職守， 連花三分鐘看報告都不肯。」她的目的只想羞辱我先生，想要傳達“柯文哲是一個很懶惰的人”…
從自己的遭遇到台大愛滋事件，所以當102年底，先生突然跟我說他要去選台北市長時， 我一句反對的話都沒說…
三年多了， 捫心自問， 先生在這事件中， 該擔負何種責任呢？其實他最大的不對， 是寫了一個“血汗器捐SOP”。當時病毒室無法負荷24小時的愛滋檢驗工作， 醫檢部只好把這工作在下班時，丟給沒有經驗的緊急檢查室去做(緊急檢查室先前只做過兩例，兩例都是陰性)， 當天病人的data show出56.7， 她們不知如何判讀(我們臨床端只被教接受positive、 negative的結果，在這事件之前， 我也不知愛滋病毒檢驗結果56.7代表什麼意思)， 於是雙方在電話上爆發激烈口角衝突…
這件事帶給先生莫大壓力， 直到最近轉換跑道後， 才比較釋懷！ 現在回想起，我們夫妻還會苦中作樂一番，玩起猜猜樂遊戲，猜猜台大醫院送給監察院的報告是誰寫的？ 最近又加了一個新的謎題， 猜猜「壹週刊寫的、辦公室的MG149對話錄音檔是誰錄的？」、「 羅淑蕾委員擁有比先生更詳細的、10多年前的MG149資料， 到底是誰給她的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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